何尊 西周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玉琮 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博物馆藏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 元代 甘肃省博物馆藏

胡人吃饼骑驼俑 隋代 山西博物院藏

长信宫灯 汉代 河北博物院藏 文静摄

　　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5月4日，故宫博物院“何以中国”特展正式落幕。该展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内29家博物馆举办，汇聚了130余件国宝级文物。特展以“源”“流”“汇”三大主题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讲述中华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何以不朽。

　　此次特展参展文物时代跨度大，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清代，纵跨五千年；类别多元，涵盖石器、陶瓷、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书画、古籍善本、印章等；来源广泛，遍及全国各地，其中来自民族地区的文物占较大比重。特展对于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物资源，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源”单元，有两件重磅玉器——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玉龙和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玉琮。中华玉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见证了早期中华文明的高度。红山文化是分布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辽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发达，C形玉龙、玉猪龙、勾云型玉佩等是其常见造型。红山文化玉器是史前玉器发展的高峰，尤以C形玉龙最为著名。此次特展中的这件C形玉龙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作为早期中华龙的形象，玉龙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特征。

　　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遗址，是考古实证中华文明史的典范。良渚文化玉器发达，玉琮和玉璧是其重要代表。展览中的这件玉琮出土于反山遗址12号墓，内圆外方，器型规整，共有三节，雕刻简化的神人兽面纹，纹饰类似后世青铜器“三层花纹”，制作工艺已使用拉丝、管钻、锯切等技术，减地浅浮雕手法，满密的阴线刻，精细的器表打磨剖光技术，均表现了良渚玉器的高度成就。

　　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在文化上既具有满天星斗的多元特点，又具有交流频繁与不断融合的内在统一性。两件玉器文物，清楚呈现了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盛景。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学谱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得以确定和完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多区域性、不平衡性和连续性、融合性特征，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证。

　　经过起源阶段的发展、汇聚，大约距今四千年起，夏、商、周三代王朝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相继建立。展览中的数件商代刻辞龟甲和牛骨即是商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其上所刻文字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自成系统的汉字。而展览中的青铜器何尊，则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中之重，内底有铭文122个，其中“宅兹中国”字样，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秦汉王朝的建立至关重要。王朝的运行需要以一系列国家制度和体系的建设为本。展览中的商鞅方升和秦代“半两”方孔钱，便是秦王朝“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施行政治、经济、文化一统化制度的代表。这两件文物不仅提供了了解和认识秦度量衡制和货币的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秦所创立的国家体系和各种维护统一的制度为汉王朝所继承和发展，此后贯穿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之“流”，不断汇入到中华民族的脉络之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对此，展览有深刻表现。如展品动物咬斗纹金牌饰，以平面浮雕方式表现动物相互咬斗，呈现出北方草原地带的文化风格，反映了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原地区与北方的交往。云南李家山遗址出土的牛虎铜案为祭祀礼器，刻画了二牛一虎的生动形象，展现了战国到秦汉时期古滇文化面貌，在滇文化中，牛和虎分别具有财富和生命以及权威和力量的象征意义。

　　展品中还有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它是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处古墓中发现的。护膊以锦为面，白绢为里衬，锦面为云气纹、鸟兽、辟邪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等典型汉式图案，更为重要的是花纹中织有八个隶书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所谓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五星聚会”是非常罕见的天文奇观。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精绝国所在地，是史籍中所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的联络和交往。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地区进行管辖，管辖地也包括精绝国。这件织锦被认为是由今四川成都的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最终却出现在新疆地区的汉代墓葬中，表明古代精绝国和汉王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展品“晋归义羌王”和“晋归义羌侯”金印、隋代胡人吃饼骑驼俑、宋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像以及元代八思巴文虎符圆牌等等，都表现出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吸收和传承，反映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和发展历程，展现了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创造中华文化的史实。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何以中国”特展堪称一次重要实践。中国现代考古学始于1921年，历经百年，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数以亿计的珍贵文物，目前我国国有可移动文物达到1.08亿件（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文物表现出一种历史的“在场”，展现出文献材料所没有记载的内容，更真实直观地呈现历史面貌，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实物见证，对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作者：雷虹霁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