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一周多了，这起被称为新西兰“9 ·11”事件留给世界的影响，远比十几年前的“9· 11”事件更加复杂、棘手和难以预测。

　　事件发生以来，各类人群和各色人物、政治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印象深刻的是遇难者所在的穆斯林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愤慨、谴责之余，对恐怖分子是“白人”甚至“基督徒”的身份做了深入挖掘，以确证“恐怖分子并不总是穆斯林”——殊不知，恐怖分子从来都不是以特定的宗教、族裔或文化背景来区分的。其他人群则主要围绕恐怖袭击的性质展开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3种，一种认为这是“9·11”事件以来“文明冲突”的继续，第二种将其归为“种族主义的暴力性回潮”，第三种将其简单定性为“暴力恐怖犯罪”，认为不必纠缠于凶犯的身份。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一些细节，就会发现，新西兰暴恐事件不同于以往：暴恐分子塔兰特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是一名基督徒。此外，他也不歧视和仇恨其他民族或族群（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甚至曾称赞巴基斯坦人民“热情”“友好”和“善良”。塔兰特的逻辑和诉求非常清晰：希望不同的民族和种族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而不是入侵别人的土地”，以此确保欧美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始终成为多数和主导者。当看到白人出生率不断下降，现实中“到处都是移民”而无法寻解时，塔兰特决定直接诉诸血腥杀戮，通过消灭有色族裔群体的肉体，来“保卫白人儿童的未来”。之所以选择穆斯林群体下手，不仅是因为来自这个群体的极端分子曾在欧美实施过多起暴力恐怖袭击，而且因为这一群体的“可视性强”——头巾、罩袍和胡须，更能代表非白人社会的特质。塔兰特希望借此全面激化欧美白人群体与外来移民的矛盾，从而引起一场场以族群或宗教为边界的国内战争。

　　显然，“塔兰特现象”的出现与一个被称为“全球化”的现象密切相关。全球化的历程最早可追溯至15世纪的新航路开辟时代。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塔兰特的白人先辈们纷纷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人的土地上”寻找发财梦、乃至“建国梦”，他们屠杀、驱逐美洲和澳洲的原住民，将原本在非洲的黑人贩卖到美洲。塔兰特所在的澳大利亚和他进行屠戮的新西兰就是这种殖民活动的产物。

　　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加剧，大量移民从亚非及东欧国家前往欧美国家寻找新的生活和机遇。同时，伴随着欧美大国在中东北非的军事干预、入侵和渗透，许多国家遭到颠覆，这些“失败国家”的国民以难民的身份像潮水一样涌向欧美特别是西欧诸国。几百年的际遇，空前绝后地造就了一个多族群（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西方社会。

　　不论是曾经拿着枪炮和《圣经》入侵别人土地的白人殖民者，还是怀抱梦想到西方寻找“美好生活”的有色族裔群体，抑或是那些并不自愿却被命运抛向异国他乡的难民群体，无论当初背景有何不同，今天的他们已不可逆转、无可选择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对于东道主国家和民众来说，接纳和平等保护那些与他们肤色和文化有差异的群体，不仅符合所在国的民主、自由、平等原则，符合国际人权法关于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的基本原则，而且从根本上也符合他们自身的最大利益。那种鼓吹白人至上、甚至蓄意挑起“文明的冲突”的做法，不仅最终无法得到一个“种族纯洁”的国家，而且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灾难。在这场灾难面前，不论是白人的儿童还是有色族裔的子孙，都没有未来可言。

　　对于有色族裔少数群体而言，选择融入所在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仅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命运的召唤。就这次暴恐事件的受害群体来讲，在悲痛之余，恐怕有个问题需要深思：如何协调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的关系，从而深度融入所在国家？

　　多样性的族群（种族）、宗教、文化群体互嵌而生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特征，也是攸关各方的一项重大利益。如果说过去的殖民战争、种族清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可以归类为“文明的冲突”的话，那么今天的各族群（种族）、宗教、文化群体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显然可概括为“文明的交融”。无视这一世界性的潮流和现实，以邻为壑，将自身群体的利益置于其他群体甚至是国家利益之上，不仅丝毫无益于自身群体，而且也将从根本上危害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谐。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