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苗文的状况

　　一、古代苗文的记载及传说

　　关于古代苗族有无文字，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论。1997年《贵州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论苗族民俗文化中的蚩尤形象》一文认为，苗族民间认为，蚩尤是古苗文的创造者。各地的苗族几乎都有苗族古代有文字的传说，这些文字写在羊皮或树皮上，传说中大都认为，由于战争与迁徙频繁，苗族古文字才不幸失传，如今各地苗族刺绣图案中的几何花纹，就是古代苗文的零星残存。

　　苗族的文字，有着曲折的经历。清代以后的文献记载，苗族历史上确实有文字，如湖南城步苗族曾使用过一种类似汉字篆文的苗文，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苗族杨清保起义失败后，因被官府强令禁用而失传。在清人陆次云所撰《峒溪纤志》、近人谢彬著《云南游记》、于曙峦著《贵州苗族杂谭》、华学涑著《国文探索一斑》等书中，也提到云、贵、川等省有苗文。谢彬云：“苗文为太古文字之一，半立于象形，无形可象者立于会意或谐声，亦有不得有形、意、声立者，则附以各种记号，有一字数音、数字一音者。“国外一些学者如德韦利阿(G'abriel Deveia)、 维亚尔(Paul Vial)和 德奥·隆 (Commandant Douone)等人对苗文曾有过调查和研究。这些苗文字形，与老彝文有某些相似，因而有人曾怀疑是彝文。但与《彝汉字典》对照，并经贵州彝文学者辨别，认为不是彝文，音义差别很大，而苗语确能解之。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古苗文确实是存在的，只因应用范围不广或被官府禁用，所以无法流传，史籍才说苗族“无文字，刻木为契”。近年在黔东南雷公山和月亮山周围的苗族聚居区发现一些碑文，类似汉字，但又不是汉字，也不同于“水书”，当地人称为“苗文碑”，可惜残破不全了，是否与古苗文有关，尚待文字专家研究。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关岭红岩碑的天书，属古代苗文，持此意见的学者颇多。有不少学者认为，威宁中水出土的古陶瓷中的刻画符号，亦是古代苗文的雏形。

　　二、柏格里老苗文以及其他苗文的创制

　　20世纪之前，苗族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清末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过苗文；威宁县苗族张约翰等人根据传统整理过两套苗文符号。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的旁海镇(现凯里市辖)传教时，也创制了一种苗文，这种苗文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故称“注音字母苗文”，当地教会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读物，该文字先早已销声匿迹。清末民初，湘西杰出的苗族诗歌作者石板塘曾运用“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方块字形的苗文，用以记录和创作诗歌，并在部分苗族中推行。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语语音为基础，创制了苗族拼音文字，以后又在此基础上，简化为“速记苗文”。同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曾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称“红苗语课本”)，对学生讲授。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为传教的需要，在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运用苗族前辈整理的符号和拉丁字母，以石门坎为标准音点创制了拼音文字，并在川黔滇苗区推行。这种拼音文字称“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

　　柏格里等人对于这一发明非常满意，他们曾经吹嘘说：“这种发明很成功，有二十几匹马驮了用我们的字母拼写的圣经到了昆明以后，在两小时内，全部卖完。”文字学家指出，这不是文字创造成功不成功的问题，而是苗族迫切需要文字的表现。

　　老苗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区、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现在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众使用，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东北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诗》、《马太福音》和《花苗新课本》。《花苗新课本》先后印发1.5万册。川南、黔西北操川黔滇次方言信教的苗族也曾用滇东北老苗文翻译出版过《圣经》、《马太福音》等，现在也还有人掌握滇东北老苗文。滇东北老苗文属自创符号与拉丁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共32个)，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共37个)，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上角或右侧或右下角，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苗文的创制及推行

　　一、创制苗族新文字的指导思想

　　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文字既是表达和记录语言及思想感情的工具，又是文化、教育、科学事业所依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民族文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应当努力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党的八大会议，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和周思来同志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文字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帮助他们创造和改革自己的民族文字。”

　　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开设了苗语班，为以后的苗语调查及苗文创制提供了骨干力量。党和国家经过一系列宣传准备工作之后，1952年，派出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联合组成的，由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王辅世等带队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对苗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语言进行调查。

　　1955年5月，调查组再次深入贵州、云南、广西3省区33个点，对苗语进行了七个月的调查后，初步将苗语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滇东北四个方言；并向同年12月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提出了《苗语调查报告》。1956年5月，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及有关省区共同组织了700多人的7个少数民族调查工作队，开展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以马学良、王辅世两位教授为正、副队长的第二工作队负责苗族、瑶语及其他亲属关系较为接近的语言调查任务。工作队分成东路、中路、西路、黔中南四个中队及海南岛小组，分散到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记录了70个县市203个点的苗语材料，完成了全国苗语的普查工作。

　　工作队的全体队员，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深入苗山，访问和记录民族语言，他们特别抓紧在一些即将离开人世的高龄老人中，抢救性地记录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宝贵的民族语言材料，查明了苗族各地区的人们在语法现象上的异同、词汇异同的百分比例等，并归纳出了成套的语言对应规律，为召开苗族的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准备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语言材料，为创制苗族的文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及创制民族文字方案

　　1956年8月，苗语科学讨论会预备会在贵阳召开，之后，第二工作队为选择苗语各方言的标准音地点进行了补充调查，写出了《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苗文的问题》的报告。

　　1956年10月底和 11月初，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议，在贵阳举行。出席苗语文科学讨论会的有中央和贵州、湖南、广西、云南、四川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二、四工作队285位代表。苗语文科学讨论会听取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司副司长、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尹育然作《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和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队长马学良教授作《关于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苗文的问题》的报告，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苗族)作《关于苗族的文字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语言学顾问谢尔久琴柯教授(苏联籍语言学专家)作《论苗族的语言文字》的报告，到会代表本着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这次会议的成果：把苗语分为中部(标准音点是贵州凯里挂丁乡养薅寨)、东部(标准音点是湖南花垣县吉卫乡)、西部(标准音点是贵州毕节县先进乡)、北部(标准音点是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四个方言。

　　鉴于苗语方言复杂，虽然在语法上基本一致，但各个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很大差异。若是只创立一种苗文，显然不能适用于各个苗语方言的。因此，会议决定：苗语中部、东部、西部三个方言各创立一种文字，1905年由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编创的北部方言(即“老苗文”)文字存在很多缺点，为了使这个方言文字与新创立的三种苗文的字母形式一致，以便于苗族内部的文化交流，按照北部方言区人民的要求，决定对“老苗文”进行改革。会议通过了苗语四个方言的文字方案(草案)。以上苗语方言名称，经1957年7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关于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修定为：中部方言改为黔东南方言，东部方言改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为滇东北方言。按照1957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规定，上述苗语四个方言文字方案，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三、新苗文创制后的社会影响

　　苗语四个方言文字方案(草案)，报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开始在苗族各地区试验推行，结束了苗族只有本民族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历史，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人民政府帮助苗族创制了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滇苗文，改革了滇东北苗文后，试验推行黔东苗文的县(市)主要有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雷山、台江、剑河、黄平、丹寨、麻江、施秉、榕江、从江、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和镇远，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福泉、瓮安、荔波、三都和都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仁、贞丰、安龙等县，安顺地区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及广西的融水苗族自治县。

　　为了巩固和发展民族文字的试验推行工作，苗族所在的各有关省、区在民族语言委员会和语言调查工作队编译出版了各种课本、读物和语法字典辞典等工具书。并在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开办了民族语文系，在黔南、黔东南、毕节、安顺等地州分别建立了民族语文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语文的教学、研究和编译人员。

　　后来，在“左”的指导思想干扰下，苗族文字未能顺利推行，并从60年代初起就中断了推行工作，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成了禁区，大量资料被销毁，使民族语文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1980年在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指出“经国务院、民委批准的文字方案继续有效。应该继续试行或推行。”沉寂了20年的少数民族语文领域响起了春雷，苗族文字才又逐渐恢复推行。

　　第三节 苗文的社会功能

　　苗文创制后，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其作用主要表现在：

　　１． 苗文的政治功能

　　一方面，苗文推行后，用苗文向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了苗族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使群众更多地懂得了法律法规，用国家法律来保护自已、保护社会。另一方面，苗文推行后，使群众体验到了各民族间的平等气氛，提高了苗族群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安定。贵州省各级政府主要行文以汉文为主，自治州及各县较为重视牌匾的苗文、汉文并用。80年代初台江县通过人大决议的形式使全县都挂上了苗、汉两种文字的牌匾，在一定形式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现在苗族各自治地区主要在执法部门和有关单位及开设有苗文专业(班)的学校挂有苗、汉两种文字的牌匾。司法方面，苗文也在起着很大作用。剑河县苗族姑娘姜通云15岁就被作为“还娘头”嫁到舅舅家当媳妇，她通过进苗文班学习逐步懂得了国家的宪法、法律，用苗文给法院写了要求离婚的诉状。法院依法审理，使她解除了这桩不合法的婚姻。这些都是苗文推行后出现的新鲜事物。

　　２． 苗族文化的传承功能

　　苗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学、建筑等各个方面。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仅靠口传心记，年长月久有些不免失真或失传。苗文创立并推行后，这些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和迅速传播。目前。许多专家、干部和群众用苗文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和古籍资料，并已有一部分编印成册出版，如《张秀眉歌》、《苗族酒歌》、《情歌》、《开亲歌》、《嘎百福歌》、《苗族古歌》等苗文书籍。黄平、施秉、凯里、麻江等县(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分别出版了《理词》、《豆纽》、《十路酒歌》、《十二路苗族大歌》、《神词》、《施秉民族文学集》、《苗族理词》等苗文书籍，大大丰富了苗族群众的文化生活。这对于继承和传播苗族人民的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有关专家研究苗族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苗文的创制，对优秀的科学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医药卫生方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用苗文收集苗族药物资料近

　　l,000种之多，丰富了苗族医药学的宝库。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多种多样，一些学会民族文字的苗族群众，通过举行民歌比赛，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举办多种形式的苗族语文学用比赛等活动，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还可以用苗族文字来写对联、写书信、记事、挖掘整理民间文学、古籍资料等等。

　　３． 苗文的教育功能

　　苗文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实行“双语文“教学能加快汉语文及其他各学科的教学进度以及农村扫盲两个方面。民族语文进入学校开展“双语文“教学，大大促进了学校学生“三率“的提高，在以母语苗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苗族地区，儿童在入学前大都不通汉语，甚至很少听到别人说汉语，一入学就要学习汉语汉文，由于没有语言基础，很难消化吸收，学生往往对学习不感兴趣，成绩提高很慢，从而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的提高。开展“汉语文“教学后，通过对比教学，学生利用苗族文字给汉字注音释意，帮助理解，从而大大提高学习水平和激发了学习兴趣，学生就能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雷山县第二中学苗族学生占90%左右，他们借助苗文促进英语教学，成绩显著。1985年，该校文远荣老师借助苗文促进英语教学的班，参加全县英语统考，人均考试分数居全县第一名，及格率居全县平行班级第三名。1986年，该校文明美老师借助苗文促进英语教学的班，学期考试有21名苗族学生英语考分达80分至100分。其中得100分的三名学生全是苗族。

　　另一方面功能是，利用民族文字扫盲效果显著。贵州农村文化落后，苗族地区农村文化更是落后。党和政府也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农村的扫盲教育工作，但由于语言障碍，单纯用汉语文扫盲效果不大，即便脱了盲，也往往因为语言文字使用的社会环境所限而不能巩固，复盲速度快。利用民族文字进行扫盲，因为苗文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易写、易记、易认，群众学得快、记得住、效果好。人们借助于本民族文字，加快学习汉语拼音字母，进而用汉语拼音字母给汉文方块字注音，又加快学习汉文方块字的速度。松桃苗族自治县用汉、苗两种文字进行“双语文“教学，进度快，效果卓著，七年扫盲149,000人，文盲率下降到9%，荣获国际阅读协会《国际扫盲荣誉奖》，成为我们国家第五个获得这项荣誉奖的先进县。

　　４． 苗文的经济功能

　　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没有文化、看不懂汉文科普读物，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较缓慢。在推广民族文字的地区，群众通过学习民族文字科普读物，掌握了诸如杂交水稻的栽种技术、牲畜家禽的饲养技术、果树的科学栽培等实用技术后，普遍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黔东南、黔南等地州、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扶贫工作中，组织人力用苗文翻译编写了《养鸡》、《养兔》、《农药》等科普读物提供给农民，通过科技知识的传播帮助农民发展生产。1988年，三穗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该县寨头乡发展柑桔生产时，也用苗文翻译柑桔栽培与管理技术资料送到苗族群众手中。还办了一期柑桔技术培训班，让群众对照苗文书本学习到栽培和管理技术。当年，该乡就建立柑桔基地124亩，超计划的24%，栽种的柑桔ll,680株。成活率达98%。现仅此一项每年产值达20万元以上。

　　５． 苗文的传媒功能

　　(l)报纸刊物：

　　1985年1月，贵州省第一家《苗文侗文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出版发行，第二年《贵州民族报》也在贵阳创刊。在这期间，许多县也创办了自已的报纸和刊物，如台江县的《台江苗文报》、黄平县的《飞云崖》、麻江县的《贵人峰》、丹寨的《龙泉山》、雷山县的《雷公山》、施秉县的《舞阳河畔》、《苗族文化》等。黄平旧州、谷陇等乡、镇的苗文爱好者也自发创办了《舞阳河》、《清水江畔》等苗文油印刊物。另外，贵州民院民语系、黔东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黔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也办有自已的苗文刊物，贵州省文联的《南风》也有苗文专栏。这些报刊的创办发行，对于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对群众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继承苗族优秀文化都起到积极作用。

　　(2)广播、电影、电视：

　　1986年4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出版厅、贵州省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广播节目中，开辟《民族文工队》专栏文艺节目，每周播一次，每次30分钟。1987年8月，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民族之音》苗语广播节目，每周一次，每次15分钟。这一时期，许多县也开展了苗语广播。而且有一定规模。如黄平县广播站1987年创办的《苗语广播新闻》，利用赶场天和星期天的早、中、晚时间播出有关农村的政策和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本地新闻。1990年改为《民族之声》后，利用调频广播播出，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从开始到1994年底，该县苗语广播已播出480小时，播出稿件9,000余篇。电影方面：80年代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电影公司涂磁录音站配备了苗语配音演员，积极译制苗语影片，从1981年7月到1991年8月的10年时间里，译制的故事片有158部，科教片有41部。这些媒体以苗文形式出现，深受广大苗族同胞的欢迎，对于苗族地区的社会教育效果非常好，群众可以从中了解国家大事，获取经济信息，欣赏民族艺术等。

　　第四节 苗文在当今苗族教育中的疑难

　　一、 苗文与苗族儿童的启蒙教育

　　苗族语言文字是苗族人民心智活动的工具，具有开发智力的功能，在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不通汉语的苗族聚居区，在儿童入学前只掌握母语的条件下，启蒙阶段实行双语教育的必要性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接受启蒙教育，首先要学习和掌握认知方法。识字必须通过母语联想到字形所表达的意义才便于记忆。吸收知识也必须运用语言在感知过程中的概括功能，才能够根据已知事物来认识未知事物。在这些环节上，儿童的母语与启蒙阶段的教学语言相一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实验证明，儿童的发展在不同教学体制、不同教材、不同教学方法下，是有显著差异的。在不通汉语的苗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表现在双语教育的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决定双语教育的内容和对双语教育效果的测量方法上。从苗族地区实际情况看，在不完全通汉语的苗族聚居区，苗族儿童只有实行有效的双语教育才能够真正开发智力，普及义务教育，进而培养出苗汉兼通的有用人才。

　　这一点，贵州省教育委员会关于《民族地区幼儿语言教育研究》的结果可以作为佐证。该项目由贵州省教育委员会1995年批准立项，并于1997年12月完成。该项目主要以贵州苗族地区幼儿语言教育现状调查、幼儿教育规律及优化教学模式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典型取样与动态观察的研究方法，历时3年，取得了预定的成果。该项研究的初步研究结论表明，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儿童在同等条件下，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及语言学习的效率都不比汉族儿童低。儿童在5岁以前，由于对母语的基本掌握尚不完备，进行第二语言教学最佳时机尚未成熟；5～6岁的儿童，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适时地进行第二语言的教学，可望收到最大的效益。研究结果还表明，国内外某些权威著作中关于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语普通话会较多地受到其母语干扰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观察实验表明，即使是处于完全的少数民族语言环境中的儿童，在基本习得其母语的基础上，学好规范纯正的汉语普通话也不是困难的事情。这一研究打消了小学阶段进行苗文双语教学，是否有利于苗族儿童学习汉语的顾虑。

　　二、 双语教学普通教育

　　关于双语教学与中小学普通教育的结合，近十年来黔东苗文推行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首先是教材跟得上，近十年来公开出版的黔东苗文教材和工具书计12种481,000册，其中《六年制苗汉双语文教学课本》l～7册，苗语《语文》l～3册，《数学》l～2册，《自然》l册，计30万册，黔东苗文扫盲课本2种，《苗文学习》l～4册，计印154,000册，《苗汉词典》、《汉苗词典》、《苗语俗语小词典》、《苗语语法》、《黔东苗语基础知识》等工具书27,000册。此外，各县(市)自编自印的乡土教材还有许多，如凯里的《小学苗文课本》、《苗语语音》、《苗汉词汇》，台江的《生词生字苗汉对译教学参考书》，施秉的《苗语课本》、《六年制小学苗汉语文课本》(第一、二册)、《读苗文》、《苗文助读》、《苗文课本》等等。

　　贵州省黔东苗语文进入小学和中学，从1981年个别学校的试点发展到1983年的大面积试点，这是跟教育系统的支持和配合分不开的，近15年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实行苗(黔东方言)汉双语文教学的学校历年累计1,040所，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902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38所；教学班1,654个，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433个，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21个，学生56,588人，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8,191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8397人。在凯里民族师范学校、黔东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自1984年以来，也相继开设了黔东苗语文课。大专院校中的苗文教育情况：在大专院校开设苗语文班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1952年开始招收苗语文班培养了一批苗语文的专家。80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开设招收苗语文大专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贵州民族学院从1958年开始招收苗语言文学本科，后停办。80年代后，恢复苗族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招生，1995年恢复本科招生。大专院校的苗语文教材。一般都是教师自编。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都设有教研室，有专人负责苗文教学。

　　中小学的苗文教学问题：课程及学时的设置，是先学苗语文，还是先学汉语文？是苗汉双语文教学并举，还是以学汉语文为主，苗语文只是辅助教学得工具？是苗汉语文各占一半，还是教学比例有轻有重？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都没有很好解决并规范化。苗文在中小学中的双语文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提高了苗族儿童的入学率、巩固串和升学率。但由于民族地区的教学体制还不够规范、教材还没能配套，双语文教师待遇过低(20～50元／月)，苗文教师编制和民转公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影响了双语文教师的积极性和稳定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

　　苗语文的高等教育问题：毕业生的就业及走向是目前苗语文高等教育最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各级民族语文机构需要苗族语文人才，但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和编制等原因，这些人才却不能充实到苗族语文工作中去。苗族地区的各级中小学需要苗语文师资，可是这些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无缘登上苗文讲坛。就业专业不对口，无形是苗语文高等教育的损失。国家花费了一定的财力物力培养苗语文人才，由于现实种种原因造成了苗语人才资源的不合理浪费，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五节 发展和发挥苗文文化教育功能的新思考

　　一、 对使用苗文与民族平等与民族尊严关系的思考

　　据199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成的专家调查组在黔东南的调查，有极少数人对苗文及苗文的推行持否定态度，其观点主要有：①中华民族共同使用汉语文将更有利于各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②语言发展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规律，苗文宜任其存在，而不宜提倡，更不能强化。③民族平等的体现是多方面的，缺一个文字不见得就不平等。④学校中不宜开设苗文课，这样会影响教学进度，影响汉语文的学习。⑤苗文使用区域有限，人们应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汉语和外语，因为这些语文的用途比黔东苗文大得多。这些观点值得研究。我们觉得，尽管从宏观上看，苗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处在不平衡的双语环境中，是弱势语言，但是从微观上看，就那些不掌握或不完全掌握汉语的苗族人来说，苗语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强势语言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我们知道，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同时还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是民族的象征。尽管苗族语文在一些重要场合的使用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然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重视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往往表示对苗族的尊重，体现着国家民族平等。在不平衡双语环境中生活着的苗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对别人是否尊重自己的语言文字是敏感的。重视还是苗族的语言文字的使用，在特定的场合就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苗族语言文字的功能，就不能不承认民族语文工作在调节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苗族语言文字不仅仅是苗族人民的交际工具和苗族民族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苗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一系列文化成就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对苗族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二、 关于苗文的统一问题的思考

　　90年代以来贵州苗学研究会的多次学术研讨会，都有专家提出：苗族三大方言区的苗文，应该统一。关于三大方言区的苗文能否统一问题，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多，这里我们不作更细致的讨论。但是川黔滇方言的文字统一问题，应该说目前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讲这一方言的苗族，除了中国的境内的川、黔、滇、桂等省区的156万苗族外，尚有境外的95万苗族。国外苗族居住在越南(40多万)、老挝(20多万)、泰国(12万多)、缅甸(l万多)以及70年代移居美国、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20多万，除了中国的苗文，他们主要使用在中国境外创制的两种拉丁字母苗文。越南苗文接近越南文，元音字母上附加符号；老挝苗文用两个相同的元音连在一起表达带鼻音韵尾的韵母或用一个单元音连在一起表达带鼻音韵尾的 韵母或用一个单元音表达鼻化元音韵母。中国苗文、越南苗文由政府创制，有法律地位。老挝苗文虽然由传教士和语言学家创制，没有法律地位，但是老挝苗文随苗族移民传到西方国家后，他们为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用这套苗文实施教育和进行苗族文化的国际性交流，因而影响较大。目前，该套苗文在云、贵地区也得到了流行。加上原来柏格里苗文在云贵一些地区尚在使用，可以说苗族西部大方言区实际有四种文字在苗族社会中使用。为了加强交流，中外苗族人民都产生了统一文字的愿望。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最近指出：我国陆地边境很长，沿陆地边境有20多个少数民族与境外相同的民族毗邻而居。其中有些民族境内外使用的文字有程度不等的差别。正确处理跨境民族的文字关系问题已经提上日程。跨境民族的文字问题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的问题，同时还是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宣传、教育随时随地发生着直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我们要在独立自主、睦部友好的外交政策指导下，在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下，提出对策，积极、慎重、稳妥地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苗文的统一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时候了。

　　三、 苗文推行中的具体问题的解决

　　苗文试行工作，由于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有广大苗族群众的积极支持，有一支热爱苗文工作的专业队伍，所以取得了如此可喜的成绩。可是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才导致了某些领导同志和部分干部及知识分子，对苗文工作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有的甚至还持反对态度；工作机构还没有健全，虽然在三个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设立了语文科，但也只有几个事业编制，无法适应全州民族语文工作发展形势的需要；由于苗文还没有被批准成为正式推行文字，教育部门没有把双语文教学纳入正规教育轨道，苗文成绩没有计入总分，影响了学生学习苗文的积极性；民族语文教育经费没有列入地方财政开支，每年所需的经费都只是从民族事务委员会那有限的民族机动金中列支一小部分，远远满足不了工作发展的需要等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苗文的发展趋势是好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已具备了正式推行的条件，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按照国家规定的报批程序上报国务院批准为正式推行文字，使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四、 推行苗文应该与经济建设紧紧挂钩问题

　　党和国家实行的推行民族文字政策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一渠道来提高各民族的文化素质，进而发展他们的经济，缩短汉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各方面的差距。但是，现在很多地区却把推行苗族文字和发展民族经济二者割离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二者毫不相干，有些地区推行苗文只是因为上面来了文件，为了完成任务，形式主义特别严重。这些都是对推行民族文字政策的目的误解的结果，也是推行民族文字工作的主要障碍。苗族地区的群众看到推行了几年的苗文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占去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因此，原有的热情开始冷化了，甚至有的人还怀疑起自己民族文字来，使苗文的推行不能正常进行。事实上，推广苗文与发展经济其实并不矛盾，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就必须把推行苗文和发展民族经济挂钩。苗族地区的经济要尽快发展，那么苗族的广大劳动人民本身必须掌握一定的先进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应该说，推行苗文的过程，正是传播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的好时机，经济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和民族文字翻译工作者应把推行苗文和发展民族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要根据苗族各地区的特点和特殊情况，有选择性地翻译科学小品、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实用技术的文章，尤其是那些投资少见效快“吹糠见米”式的致富之路的文章译成苗文，出版苗文的科技小报或读物，让那些懂得苗文的民族同胞去学习、参考，并且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给予大力的指导和扶持，使他们在短时间内经济收入有所提高，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只有他们尝到了甜头，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学习自己民族文字的重要性，从而充分地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这样才能达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能使苗文顺利推行，民族文字的发展推到更繁荣更高层次的阶段，更重要的是发展了苗族地区的经济，逐步消除因经济的不平衡性而带来的各种民族问题，这就是我们推行苗文的目的之所在。

　　五、 加快苗文推广、学习以及出版的电子化进程

　　编辑出版电子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苗文的试行和推广，要在这方面迎头赶上。有关部门要积极牵头，让苗文专家要与软件开发专家联合起来，组织开发苗文的字处理软件的编制、编辑苗汉电子词典和智能自动化翻译软件。各级苗文管理机构，要注意现代自动化办公设施的配备。要培养既懂电子编辑出版业务又懂苗文的专家人才，尽快出版苗文多媒体出版物，满足苗文的电化教育的需要。只有尽快使各地苗文驶入现代信息高速公路，才可能实现苗文作为跨境民族文字的现代文化功能，使苗族文化多角度、多方位推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