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麟（后排左一）与鄂伦春族猎人

鄂伦春族妇女在揉皮子

猎民用的鹿笛和犴哨

鄂伦春人的祖先神像

　　196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广泛征集民族文物，准备举办一个鄂伦春民族文物展。当时，有关这个民族的文献记录真是罕见得很。因为鄂伦春族生活在大兴安岭深处，历史上很少有人进入原始密林中对他们进行调查。

　　那时，我刚进博物馆不久，年富力强，加之大学时又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馆里的领导就让我和同事黄景略去鄂伦春人聚居地考察，同时征集文物。

　　10月，我们坐火车，经齐齐哈尔、牙克石，来到呼伦贝尔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参加了旗里举办的庆祝国庆12周年和建旗10周年的庆典活动。庆典上有一个鄂伦春文化展，展出了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用具、手工艺品等。展览结束后，旗政府就将展品全部交给我们，赠送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刚一出马就收获了这么多文物，这让我非常兴奋。

　　这之后，我们来到鄂伦春族的一个定居点——托河做调查。托河保留着比较完整的鄂伦春族狩猎文化，男人们打猎、捕鱼，女人们则负责做饭、熟兽皮、用皮子做衣服等。女人缝兽皮衣时，用的针还是骨针，线则是野兽的筋。当然，她们还用桦树皮做各种生活用品，如篮子、盒子、筒子等。

　　有一天，有位猎民告诉我，他们的一个猎民小组要去打猎，问我敢不敢去？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会错过呢？当即答应了。11月16日，我和另一位伙伴先是坐马车，又骑马，走了很久很久，浑身都冻僵了，才找到位于一条河边的狩猎营地。

　　猎民们5人一个小组，稍事准备就出发去打猎了。临走时，他们说：“你俩先烤火，过一会儿等着吃鹿肉。”我以为猎民在开玩笑呢，不料，没到两个钟头，他们就回来了，提着大大小小十多只猎物，包括3只鹿、3头犴、5只狍子、1头熊和1头野猪。这下，我算是见识猎民们高超的狩猎技巧了。

　　鄂伦春族猎手彪悍、好客，他们专门为我做了饼。这个饼可不同寻常，面是怎么和的呢？是在马鞍上弄的，水是冰化成的。面和好后，放在火堆里烤熟，是真正的“烧饼”。用什么煮肉呢？用木头支起一个大三脚架，架子顶上吊下来两股绳，挂着铁锅。这种铁吊锅有双耳，装着木把手，与一般锅不同的是，它的锅耳不朝外而是朝内，木把手在锅内上方，这样再大的火也烧不着。我想到，在江西曾出土内耳陶锅器，日本也有，可见这类器皿都是用来吊在篝火上烧水煮饭的。

　　猎民们把打来的猎物现剥、现割、现煮。由于都是快速进行，煮的肉里还粘着一团团动物的毛。肉煮到六分熟，大家便从锅里捞起来拿刀割着吃，一口咬下去还血淋淋的。我哪儿见过这场面，迟疑着不敢吃。过了会儿，猎人急了：“再煮下去肉就毁了，有血有肉地吃着才香！”虽然我打小在农村长大，也吃过不少苦，吃饭最能凑合，但眼前这锅肉却怎么也难以下咽。

　　好客的猎民见状，只好对我说：“我给你做血肠吃怎么样？”于是，他们把打回的鹿开膛，取出肠子在雪地上简单地洗了洗，用鹿血灌制成血肠。我小时候吃过猪血肠，对这个还能接受，只觉得鹿血肠吃起来新鲜可口。

　　晚上，吃饱喝足后，猎民们在篝火旁脱掉上衣，烤暖了前胸后背，钻进犴皮和狍皮做的睡袋里蒙头大睡。我带的装备不够，猎人们就把他们的皮大衣都堆在我身上。可在零下40多度的寒夜里，我还是被冻醒了。鄂伦春人的兽皮睡袋真是一大发明，毛朝里、皮朝外，暖和极了，我觉得美国大兵用的鸭绒睡袋就是仿照这个做的。

　　这次出猎，我仔细观察了鄂伦春人的狩猎习俗。猎人们大多枪法好，一枪过后，猎物应声而倒。不过，更绝的是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狩猎的技能。通过雪上的足印、粪便和被撞折的树枝等，他们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什么动物经过，往哪个方向走了，要多久才能追上。

　　在考古学上，狩猎文物出土很少，更没有发现大规模的聚居地。跟着鄂伦春猎人走一遭，我明白了，原来动物随季节、食物而迁徙，而猎民追随着动物游猎，本就居无定所。

　　狩猎经济造就了鄂伦春人与众不同的物质文化，他们的吃穿用住都来源于此。鄂伦春人从帽子到衣裤、鞋袜、被子，乃至住所“仙人柱”，以及水桶、口袋，都是用兽皮制作的。而兽骨，可制成工具、筷子，兽毛则用来搓绳、编网套等。

　　我在鄂伦春人聚居地待了呆了3个多月，收集了约1000件文物，囊括了狩猎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狩猎和采集工具、桦树皮制作的器具，以及鄂伦春人信奉的萨满教的神器，如天神、地神、马神、鹿神等木刻神像，种类繁多。那时，人们还没有文物概念，猎民们也很淳朴，我看见的感兴趣的东西，他们都慷慨地让我拿走。

　　不过，我离开的时候，有个猎民给我出了道难题。他说：“你戴的手表不错，能送给我吗？”要知道，那时手表很难买，而且很贵，要花好几个月的工资，更何况我的还是块外国表。可是，住在深山里的猎民兄弟并不知道这一点。我心想：“我拿人家的东西那么随便，人家想拿我的，我能拒绝么！”于是，我一咬牙，“装阔”似的递给他：“拿去！”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1991年，我重返故地，发现鄂伦春族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猎民变为农民，他们的吃穿用度看上去和汉族人无异，他们的狩猎文化已消失殆尽。当地建了座漂亮的鄂伦春族博物馆，但却找不到可陈列的文物。我建议他们把我当年收的文物借来复制，把我们那时拍的照片拿去翻拍。那时，我才深刻地认识到，那次民族调查与文物收集有多重要。年轻时，我是并没太意识到这一点的。

　　社会的剧烈变迁，使大兴安岭“一匹猎马一杆枪”的景象一去不返。有感于此，1991年故地重游回京后，我就找到我当时的详细笔记，完成了《最后的猎鹿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