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初，蒙古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从此，蒙古民族自己编撰的各种历史著作相继问世。有相当一部分历史著作同时也成为文学名著。其中之《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被称为蒙古民族三大历史巨著。

　　《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元秘史》，蒙古语为《忙豁它纽察脱卜察安》，作者不详。约成书于13世纪中叶，具体年代有戊子（1228年）、庚子（1240年）、壬子（1252年）、甲子（1264年）之说，尚无定论。是蒙古民族第一部用蒙古文写成的历史和文学巨著。全书共282节，有12卷和15卷两种分法。这部编年体史书，根据古代蒙古族人民世代相传的口头故事，生动地记述了12世纪以前发生在蒙古草原，包括成吉思汗先世的动人传说在内的种种事件，同时如实地叙述了当时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窝阔台时期的史实等。《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古族早期历史、社会、风俗、语言文学的宝贵资料，一直深受中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并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

　　蒙古族学者罗卜桑丹津所撰《蒙古黄金史》，蒙古语名《阿勒坦·托卜赤》，亦译称《蒙古黄金史纲》；为别于无名氏的《黄金史纲》，也称《大黄金史》。成书于明末清初，是一部承上启下较为完整的古代蒙古史，书中记述了蒙古族从古代至明末清初的历史，书的前半部转录了《蒙古秘史》全书282节中的233节，补充了蒙古族兴起前后的一些历史和其他内容；后半部主要利用了无名氏的《黄金史纲》等书，对窝阔台之后至明末清初的蒙古史作了较为完备的记述和补充。这是《蒙古黄金史》优于其他蒙古编年史的一大特点。目前能见到的汉译本，是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整理的《蒙古黄金史译注》。《大黄金史》对了解北元蒙古史意义重大。

　　《蒙古源流》，原名《哈敦·温教苏努·额尔德尼·托卜赤》，蒙古编年史。清康熙元年（1662年）鄂尔多斯部蒙古族学者萨冈彻辰用蒙文著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喀尔喀亲王成兖扎布把家传手抄本进献清高宗，次年奉敕译成满文，后又由满文译成汉文，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简称《蒙古源流》。全书共分8卷，第一二卷叙述印度、西藏佛教概况，第三至第八卷按时代顺序和蒙古世系记述蒙古的历史。该书是作者利用了《本义必用经》《汗统记》《崇高至上转轮圣王敕修法门白史》《古蒙古汗统大黄史》等7种蒙藏文资料，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其内容广泛，从世界的形成、佛教的起源与传播，到蒙古族的起源、元明两代蒙古各汗的事迹等等均有涉猎，其中对达延汗和阿拉坦汗的活动记述尤详。在清代所撰的有关蒙古的史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作者利用丰富而可靠的史料记述了元廷北迁之后蒙古诸部的演变与发展史，其内容之丰富，为其他蒙古相关历史著作所不能相比。是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学、宗教，特别是研究北元和清代蒙古历史的重要文献。

　　14至17世纪，蒙古史学著作层出不穷。除《蒙古黄金史》外，主要还有《阿勒坦汗传》《十善福白史》《黄史》(即《沙拉·图吉》，亦称《黄册》)和《阿萨拉格齐史》与《四卫拉特史》等。

　　成书于17世纪初期的蒙古韵文版《宝汇集之书》，于20世纪后期被珠荣嘎译为汉文版《阿勒坦汗传》。作者不详。《阿勒坦汗传》真实地反映了16世纪蒙古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该书第一部分概述自成吉思汗至元代惠宗妥欢帖木儿大汗时代蒙古十四位大汗的事迹及其弘扬佛教的历史，简明扼要。第二部分集中叙述达延汗的历史和达延汗以前的蒙古社会生活状况。第三部分叙述阿勒坦汗的生平事迹，主要叙述他在蒙古草原传播藏传佛教的过程。第四部分主要叙述阿勒坦汗长子僧格都楞迎请第三世达赖喇嘛进入蒙古地方的情况。第五部分叙述僧格都楞长子阿木台·洪台吉(即扯力克)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这部用编年叙事诗体撰写的鸿篇巨著，不仅文学品位很高，而且也成为研究明蒙历史的重要史料，其地位可比肩于蒙古三大历史名著。

　　《十善福白史》，也称《白史》，在蒙古文化发展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它集中反映了蒙古社会政教结合的一些重要原则和规定。《白史》记述了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红帽派)和处理政教关系的原则。

　　无名氏的《黄金史纲》(全称《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成书于1625年。本书在撰写诸汗源流之后，简略叙述了成吉思汗少年时代的事迹，对于阿勒坦汗引进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历史也作了一般叙述。《黄金史纲》的主要部分，叙述了元代惠宗妥欢帖木儿汗至林丹汗时代的蒙古历史。它把自额勒伯克汗至达延汗时期的蒙古各部首领之间的政治斗争叙述得极为详细，本书以维护黄金家族的传统汗权地位为目的，宣扬了蒙古的正统观念。《黄金史纲》是一部具有极高历史资料价值的蒙古编年史。

　　《黄史》，全名《蒙古大汗统大黄史》，撰者姓名不详。该书主要记述了蒙古族的起源直到17世纪末期的蒙古各部诺延及其世系，成为记载蒙古世系最为完备的著作。

　　这一时期，还有著名的蒙古学者固什·却日吉所著《本义必用经》，大约写于1587—1620年间。此书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不久撰写的一部有关自然、人类社会和印度、西藏、蒙古历史的内容广泛的著作，具有历史哲学的性质和宗教色彩。固什·却日吉是呼和浩特锡勒图召的喇嘛学者，也是第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地区的代理人。

　　《阿萨拉格齐史》，1677年由喀尔喀蒙古人阿萨拉格齐（善巴)所撰。1960年刊行时蒙古学者普日来所标书名为《从成吉思汗到乌哈噶图汗脱欢帖木儿的历史》。该书不分章节，但就其结构而言，它分为两个部分：蒙古古代史（主要是成吉思汗史）；从汗国崩溃到17世纪的蒙古史。《阿萨拉格齐史》十分注重记述元代以后的蒙古人的历史，就其史料的完整性和珍贵性而言，它要比《黄史》丰富得多。《阿萨拉格齐史》的另一特色，是它记述的喀尔喀台吉谱系包含了16世纪至作者所处时代喀尔喀领主之间亲缘关系的最完整的史料。

　　托忒文的创制，推动了卫拉特蒙古诸部的史学热潮，其中噶班沙拉勃于17世纪末用托忒文撰写的《四卫拉特史》，以其“训诫”的特点，成为那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

　　清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用蒙、汉、藏文撰写的著作记载并反映了历代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兴衰和沿革，成为后人研究蒙古史的宝贵遗产。

　　京师唐古特学总督，一等台吉衮布扎布所著《恒河之流》，写成于1725年。书中着重记述了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各部王公世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青海巴图特部博学多才的喇嘛学者伊什班觉所著《如意宝树》，成书于1748年，记述了印度佛教的兴起、印藏关系、藏蒙关系及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等史实，为中外研究者所推崇。《金轮千辐》是学识渊博的塔哈冉巴顾实所撰(1739年)。该书为后人提供了大元变成北元后蒙古各部之间关系的珍贵资料。巴林旗协理台吉喇希彭斯克的《水晶珠》成书于1775年，比较详细地撰写了元朝的历史，在清代学者之中，并不多见。乌拉特中旗扎布扎木巴金巴道尔吉喇嘛所著《水晶鉴》，为蒙古史的主要文献之一，成书于19世纪中叶。叙述了有关佛教及蒙古诸汗的兴衰缘故，对于研究清代蒙古史很有价值。

　　这一时期的一些高僧传记，对研究蒙古佛教史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资料。净住寺达喇嘛毕力衮达赖(希日布扎木苏)撰写的《内济陀音传》(1739年)，达磨三谟陀罗所著《内济陀音二世传》，班禅巴勒登业喜的《章嘉呼图克图传》(指一世章嘉阿旺却音敦)，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二世章嘉)，达尔罕堪布罗卜藏普凌米纳木吉拉的《章嘉伊西丹必扎拉申传》(三世章嘉)，咱雅班第达罗桑丹津丕勒的《一世哲卜尊丹巴罗桑丹必坚赞传》，凯多堪布阿旺卡珠的《四世哲卜尊丹巴罗桑土丹旺楚克传》，盆尊卡斯的《锡勒图、固什、绰尔济传》，察哈尔格布希罗卜藏楚勒图木的《宗喀巴传》，罗卜藏楚勒图木的徒弟罗布桑萨木吐布尼玛所著《罗卜藏楚勒图木传》，大库伦扎布扎木巴阿克旺道布敦的《温都尔格根扎纳巴扎尔传》等传记，记载了内蒙古、喀尔喀和卫拉特地区高僧的生平及宗教活动的具体情况，是研究清代蒙古藏传佛教的难得史料。

　　此外，还有协理台吉噶尔丹所著《宝贝念珠》，罗米的《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蒙古进士和瑛著有《续水经》《西藏赋》《藩疆揽要》《回疆通志》等书。松筠为蒙古正蓝旗人，任过工部、户部、吏部、礼部、兵部尚书及伊犁和广州将军，也著有《西招图略》《西陲总统事略》《绥服纪略图诗》等书。1836年(道光十六年)的进士、蒙古正蓝旗人盛元著有《营防小志》。椿园著有《京口八旗志》等。

　　卫拉特的学者们也著有有关四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史书。除了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外，还有巴图尔乌巴什土缅的《四卫拉特史》，无名氏《四卫拉特史略》《准噶尔史概要》《和鄂尔勒克史略》《土尔扈特汗传略》以及喇德纳巴达拉的《咱雅班第达传》等史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15世纪至18世纪的卫拉特历史，为蒙古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限于篇幅，本述暂至清末。至于同时代他人，包括汉籍或世界各国学者编撰的有关蒙古民族史志著述，可谓浩如烟海，国际蒙古学热潮至今方兴未艾。

　　意大利人普兰诺·卡尔平尼（1180-1252），著有《蒙古史》。此书是他1245—1247年作为教皇使节出使蒙古汗廷归来所写的报告，记述蒙古（元朝）的地理、人民、宗教、习俗、国家、战争、被征服国家、对付蒙古人的方法，并叙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宫廷的情况。这是欧洲人根据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蒙古的第一部详细报告。

　　北元蒙古史是蒙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国内研究落后于国外。日本学者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奠定了北元蒙古史框架。北元蒙古史虽不及蒙元时期那样威武雄壮、丰富多彩，但其作为蒙古史中承上启下的一段，对后世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有些国家的历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伊始，凭借强大的武力四面征讨，缔造了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草原帝国。这使得欧、亚两洲的很多国家都存在过一段蒙古统治时期的历史，都有一段和蒙古人打交道或抵抗蒙古铁骑侵略的历史。因而，亚欧各国的史学工作者，无论是研究本国史或世界史，都不能不研究蒙古统治时期的历史，不能不研究蒙古史以及他们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蒙古人的关系史。他们致力于蒙古史研究，使之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蒙古史成为国际上“东方学”的重要领域之一，到20世纪初，从日本、帝俄等国开始，逐渐形成了所谓“蒙古学”的专门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声名蛮著的蒙古学专家及成就斐然的大作力作。

　　俄罗斯在西方诸国中首先最热衷于“蒙古学”研究，这与俄国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有一定关系。雅琴夫·俾丘林之《蒙古志》与《成吉思汗最初四汗史》，卡法罗夫·帕拉基之《1847年和1859年的蒙古行记》，格·恩·波塔宁之《西北蒙古概要》，阿·莫·波兹德涅耶夫之《蒙古与蒙古人》等，曾深入探讨过蒙古人的族源、蒙古国家的起源以及对13世纪蒙古统治者军事征伐政策的评价等问题。继之，苏联学者对蒙古史研究亦兴趣颇浓，有名的苏联蒙古史学者及其作品主要有：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格列柯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史》，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等。西欧早在13世纪时，就出现有几部著名的关于蒙古地区的游记和蒙古统治者军事征伐的历史著作。诸如：意大利传教士普兰·迦儿宾《普兰·迦儿宾行记》，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使臣威廉·德·鲁不鲁克维斯《鲁不鲁克行记》，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稍后，法国格鲁塞《蒙古帝国史》和《蒙古史略》，伯希和《金帐汗国史》等都是研究蒙古是的重要参考资料。蒙古伊儿汗国拉施特《史集》，伊朗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美国欧文·拉铁摩尔《蒙古旅行记》《满洲的蒙古》，英国霍渥斯《蒙古史，自第九到十九世纪》等都有可贵的史料价值。中国近邻日本的蒙古史研究亦硕果累累，人才辈出。那柯通被视为日本蒙古学的“鼻祖”，曾集中力量研究过一些中国古代的蒙古史料。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引用汉籍史料达一百七十余种，且对《北虏纪略》《译语》及《山中见闻录》这些重要史料的著者进行了考辨。田村实造主持编辑的《明实录抄·蒙古编》，将《明实录》中有关蒙古史的资料摘编为十巨册，并作了索引，为学人提供了方便。原田淑人《明代的蒙古》，在认真阅览《明实录》以后写就，纠正了明朝郑晓、叶向高等人的若干错误说法。中岛竦《蒙古通志》在熟读并钻研《蒙古源流》的基础上为日本北元（明代）蒙古史建立了一套脉络一贯的体系。此外，河野元三《蒙古史》，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等亦为弥足珍贵、不可多得之蒙古史研究著述。

参考资料：

　　1.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

　　2.M.乌兰《四卫拉特蒙古的训诫性史籍——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西部蒙古论坛》2009年第4期